胡宗山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作者简介：胡宗山（1972—），男，安徽庐江人，bat365官网登录入口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
摘要：形态范畴、矛盾范畴、价值范畴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对外交往的重要视角。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对外交往历程，在实然描述的形态范畴上，经历了求索建国外交、自主立国外交、开放富国外交、复兴强国外交的递进叠加；在或然设问的矛盾范畴上，经历了斗与合、友与敌、弱与强、内与外对立关系的复杂转换；在应然反思的价值范畴上，则正确处理了自主与依附、民族利益与国际精神、革命精神与和平目标的矛盾关系。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与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互动中成功地实现了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建设道路的两次范式超越，当前，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第三次伟大的范式超越—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成功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外交；政党外交；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中已经度过百年华诞，跨越百年征程。对外交往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壮丽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是党不断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秘诀。从形态范畴、矛盾范畴和价值范畴的视角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对外交往，对于更深刻地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交外事工作的规律与特质，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第二个百年观察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思路与认知，以实现范式超越，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形态范畴
范畴是指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在理论思维中，范畴是从不同侧面揭示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基本单元，它与判断、推理等共同构成逻辑体系。形态范畴是从实然的角度描述概括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基本形态。外交形态由外交思想理论、外交战略政策、外交行动实践互动组合形成，不同类型的外交形态之间既有区分性，又有一致性，同一类型的外交形态在不同时期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异性。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的对外交往始终是围绕着建立、巩固国家政权，使之不断发展、富裕、强大而展开的，由此产生了求索建国外交、自主立国外交、开放富国外交、复兴强国外交四种外交形态，在形态上建构了百年中国外交的基本范畴。在此之下，包含了政党外交、革命外交、地方外交、结盟外交、斗争外交、合作外交、融入外交、和平外交、责任外交、全球外交、平视外交等具体范畴。
1921—194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实现最低革命纲领。求索建国外交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主要形态和基本范畴。求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奋斗才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在此期间，中共领导建立的政权形式几度变化，与大国关系分分合合，外交政策复杂演变。建国，是因为建立政权是中共最低革命纲领的主要诉求，中共的对外政策、对外活动都是服从服务于建立新型的民主共和国这一目标的。
求索建国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三个关键范畴是政党外交、革命外交、地方外交。政党外交是指这一时期的对外交往是以中国共产党名义或以党组织为主体进行的。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主要交往对象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和苏联，党际交往是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立了外交部，但涉外事务有限，实际外交工作由党组织统筹管理。抗战时期，为体现中共真心合作的态度，中共中央在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撤销了外交部，表明作为民国地方政府的性质，对外工作只能由政党实施。解放战争中后期，随着各地解放区政府的建立，开始涉及一些对外事务，但处于军管会体制下的对外事务仍然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完成，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外交是求索建国阶段外交的主要表现形态。二十八年的中共外交具有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三重革命内涵。打倒列强、反帝、反英反美、反日抗日是民族革命的应有内涵。革命外交中既有民族革命成分，也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在对外交往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和指导，苏联对中共的建议和援助都是为了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与美英的互动、与海外华侨的交流都是为了实现抗战胜利这一民族革命目标。反帝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师俄联苏，反日抗日，友美反美，或是为了争取国际支持，或是为了排除外来阻力。外交为内政服务，对外交往为革命服务特点非常明显。
地方外交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在抗战时期，作为“特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可以开展“半独立”外交活动，如接待美军观察组和国际反法西斯人士等。二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已经建立了地方政权的解放区，在中央的授权下可以处理部分涉外事务。例如，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对苏对朝交往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8年11月对沈阳美国领事馆的“挤走”方针，就是在中央的指挥下，由东北、沈阳的地方当局实施的。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会面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双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触，也是由地方外事部门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党管外交原则，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工作通过政党外交、政府外交两大系统进行，形成了革命外交、和平外交两个重要形态。为加强党中央在外交决策和执行方面的领导，后来又成立了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外事工作委员会。
1949-1978年期间，中共所领导的对外交往主要形态和基本范畴是自主立国外交。自主，是指这一时期维护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确保主权安全、国家安全成为外交目标的优先考虑。立国，是指新中国的政权基础还不稳固，国家安全受到很大挑战，政体和制度还存在较大的风险，对外交往的目标是确保新中国能够站得稳，立得住，国家不被颠覆，政权不改颜色。因此，独立自主、国家安全、政权稳固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头等大事。
自主立国外交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是和平共处，根本原则是独立自主，外交的基本范畴包括和平外交、结盟外交、斗争外交、革命外交。和平外交与革命外交的双轨并行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发展主线，意识形态因素、领导者个人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在这一阶段体现得最为明显。和平外交，是指新中国始终将和平作为对外交往的基本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它的具体表现。结盟外交，体现为20世纪50年代和苏联结盟，“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到了20世纪70年代，则表现为和美国、日本等国准结盟以共同对付苏联。斗争外交，体现为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所开展的各类外交斗争。革命外交，这一时期的革命外交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内涵有所变化，体现为在对外交往中，政策和举措受到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支援世界革命思维的影响较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是革命外交的直接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国内政治的主题，也改变了外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邓小平多次指出，经济工作、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争取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国家富强起来成为1978—2012年期间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由此可将这一阶段的中国外交称为开放富国外交。
在开放富国外交阶段，合作外交、融入外交、和平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三个基本范畴。合作外交，是指在国际事务中和双边关系中，从外交言语到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主张更多地使用合作的态度来开展外交工作。融入外交，是指中国改变了过去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状态，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公共事务治理等，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和平外交，是指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多采取和平方式消化、处理对外热点争端，尤其是对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等。在领土争端方面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和维持现状的态度。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复兴强国外交时代，衍生出责任外交、全球外交、平视外交三个基本范畴。复兴强国外交是指基于对国家利益、自身实力的认知与国际形势的判断，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外交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强国外交的要义是拓展中国国家利益光谱，扩大重要和核心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丰富捍卫核心国家利益的手段，更多采取“刚柔并济，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应对外交事件，使中国的外交行动更加强大、有力、高效。求影响、求地位、求尊重，使国家强大是复兴强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责任外交，是指中国在国际事务、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履行更多的国际义务，扮演更为重要的国际角色，展现负责任大国的风采。全球外交，是指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分布的全球化，在国际贸易、能源资源、海外公民、国际投资、国际工程等各个方面，中国从全局着眼，展开立体性、综合性、全球性外交行动。平视外交，指以我为主，不卑不亢，既不仰视，也不俯视。在对美关系上，不再视美国为特殊国家，不再过分考虑美国的影响，而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利益和判断决定内外政策。同时，要求美方与中国打交道，不要自恃实力优势采取俯视态度。
从建国外交到强国外交，范畴之间存在的是前后相贯，层层递进，叠加包含的关系。后一范畴包含前一范畴，前一范畴的基本要素在后一范畴中有的转化；有的扬弃；有的适应新形势。“外交形态”是对四个历史时期中共外交类型实然的、外在的描述，“形态范畴”是从范畴视角对不同时期大大小小的外交形态所作的一般性、形式性概括，它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对外交往的矛盾范畴和价值范畴的外在表现形式。
一百年来，在与苏美日欧等国际行为主体的持续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形成了三类不同的矛盾范畴。三对范畴在形式上似乎是矛盾的，但随着时空的迁移，战略策略在演进，敌友关系在变化，弱者既非恒弱，强者亦非恒强。范畴看似对立，实则可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最终表现为和而不同，分合有度。
其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战略的矛盾范畴：合作与斗争的转换，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与大国之间的结盟与对抗。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对外交往对象在时间上依次为苏日美欧。中共对苏联、俄罗斯的战略关系经历了“师俄—盟苏—抗苏—伴俄”的演变。1949年之前，中共以俄为师，接受苏共指导，（某些情况下被迫）学习、效仿苏联革命道路；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指导、命令甚至控制。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共的支援受到与国民党当局外交关系的限制，只能在不违背苏联对华利益的总原则和对华政策的总框架下，通过党际交往方式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一边倒”战略，中苏两国正式结盟，形成同志加兄弟的密切关系。此时的中国对苏战略是师苏、盟苏。但是随着中苏在意识形态、对外政策、内政等问题上分歧的日益扩大，中苏关系破裂，由友好走向敌对，由合作走向斗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联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仅次于结盟的国家间关系水平。
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关系经历了“反日—抗日—疏日—和日—斗日”的曲折历程。大革命时期，帝国主义是中共革命的头号对象，日本则是最恶劣的帝国主义。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共对日战略是政治反日、武装抗日。日本投降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总体来讲是疏离的，既有民间交往的一面，也有官方对抗的一面。中美关系缓和后，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进入和日外交阶段。但期间中日关系仍然曲折不断，钓鱼岛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变量。进入新世纪后，中日关系在保持和平交往的同时，斗争的一面在上升。2012年春天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后，中国对日斗争加码。拜登政府上台后，极力拉拢日本对抗遏制中国，日本对华政策日趋激进和消极，中国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斗日策略。
百年来，中共对美关系经历了“友美—和（争）美—批美—抗美—友美—斗美（竞美）”的曲折历程。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在中共“打倒列强”的政治革命中排位并不靠前。抗战之前，中共与美国直接联系较少。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并非正式盟友，但仍然对美表示友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为争取获得美国军事援助做了很多努力。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给予中共某种官方的承认，标志着中共半独立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共此时采取的是友美和美政策。赫尔利、马歇尔调停国共争端期间，中共的对美方针是通过军事自卫和政治揭批，争取美国在国共之争中保持中立，公平调停争端。即使在美国帮助蒋介石运兵至东北、华北后，中共在对内指示中仍强调避免主动与美国发生冲突，只在受攻击时持自卫立场。马歇尔结束调停后，中共认清了美国在国共关系上的政治本质，揭批美国扶蒋反共的真面目。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在政治宣传上反对美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军事上对抗美国。朝鲜战争后，中国与美国彼此避免在军事上直接对抗，中美敌对回落到政治外交层面。尼克松访华后尤其是中美建交后，中国对美开放，中美结成准盟友关系，中国在军事上不再对抗美国，但由于在台湾、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人权、经贸、领土主权等问题上的巨大冲突，中国仍一定程度地在政治宣传上保持反美批美的态度，中美关系在保持接触合作总框架的同时，遏制与反遏制、压服与反压服的一面始终存在，在特定情况下双方的斗争甚至有所激化。2017年以后，由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坚持实施错误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进入全面竞争时代。尽管中国政府反对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希望与美国保持正常的合作关系，但在美国的倒行逆施下，中国不得不奋起抗争，捍卫自身合法利益。由此，中国对美关系进入竞美、斗美（竞争和斗争）时代。
与苏、美、日相比，中共与英、法、德的互动密度和程度要小得多。大革命时期中共有两大反帝目标：日本和英国。香港海员罢工、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英租界等革命运动的矛头主要对准英帝国主义。抗战开始后，英美逐渐成为中国盟友，与中共建立了战时的合作关系。解放战争时期，英国追随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曾经在军事上挑衅中共军队。新中国成立后，英国对华采取实用主义政策，一方面与中国保持代办级的半正式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追随美国，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中美关系缓和后，中英关系随之正常化。由于英美关系的特殊性，中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当前，英国加入美国组织的反华联盟，中英关系也进入全面竞争和局部对抗阶段。法国在二战期间是中国反法西斯的盟友，理论上也是中共友好合作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是最早突破美国限制，独立自主决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大国。此后，法中关系平稳发展，尽管在台湾、人权问题上偶有摩擦，但总体上，中国持和法、友法政策。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是中共反对对象。新中国成立后，西德对华关系平稳发展，且纳入欧盟对华关系框架。在中欧关系中，中德关系最稳定，是中欧关系的战略基石。但在后默克尔时代，中德、中欧关系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其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身份的矛盾范畴：敌人与朋友身份的互易。革命年代，在反帝抗日的对外关系范畴内，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当然敌人。与之相对应，苏共、苏联则是中共的老师和朋友。如果用革命年代的敌我友身份定位，百年来，中共与苏、美、日之间都经历了敌友身份的互易，既曾经互为敌人，也曾经互为朋友。但敌人是一个较为严厉的概念，一般而言，只有两国宣布交战才能互称为敌人。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身份关系非常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曾与美国、印度、苏联刀兵相见，但真正能称得上敌人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即以当前来说，中美既非朋友，也非敌人，在更多情况下，伙伴、对手等多种身份交错共存。改革开放后，中共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政策，不再采用朋友、对手、敌人的简单三分身份定位来描述与他国关系。相对于动辄抱团的美国，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超越。应将执政党或国家的对外身份关系看成是一个以“朋友”为一端，以“敌人”为另一端的连续光谱，国家间真正的身份关系应该是多重的，分布于这一光谱之中，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
其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实力对比的矛盾范畴：弱者与强者的位移。百年来，中共与新中国不但自身弱强状态在逆转，与主要交往对象的弱强之势也在变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中共中国为弱者，苏共苏联为强者。中共领导人对中苏间强弱之势高度敏感，由此衍发的国家主权与自尊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诱因。当前，中国与俄罗斯的强弱之势较为复杂，在经济领域，中国早就超越俄罗斯，但在军事、外交领域，中俄互有所强。对于强者来说，正确处理对弱者的关系至关重要，一不小心就会产生霸权主义、霸道思维。中共与日本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弱到强、弱强互见的状态。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付出巨大牺牲，才最终以弱胜强。当前，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三倍，但在科技、工业等诸多方面，日本要比中国更为先进、强大。至于美国，百年来在实力方面更是超出中国几个层次。尽管当前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多方面已经奋力追赶美国，但尚未达到美国同等量级的层次，与美国相比，中国仍是弱者。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史就是一部以弱对强、以弱胜强的历史。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将独立自主视为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因为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中，我们都曾处于弱者地位。强弱之势与弱者地位决定了中共始终将追求自主、抵制依附和压服作为处理对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百年来，每当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进入重大的历史关头，是结盟还是对抗？是斗争还是合作？做朋友还是当敌人？是以弱抗强，还是甘于投降？类似的疑问都需要决策者作出正确的回答，进行正确的选择。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在绝大部分议题上，中国共产党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既能做到坚持自主自尊原则，又能与时俱进、灵活多变；既能坚决抗争，捍卫核心利益，又能保持战略定力和外交韧性；既能正确区分敌友，又能广交朋友，正确地处理了对外关系，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外部的积极因素，化解了不利因素。
三对矛盾范畴体现了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发展轨迹。假设正题为起点，假设结盟、合作、朋友、弱者是正题，那么，它的对立面则是对抗、斗争、敌人、强者一类的反题，但正题转换为反题，再走向合题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取决于中共对复杂国际关系现实的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正、反、合不是简单的对立面转换，而是在经历百年奋斗风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外交选择，决定这些正确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价值范畴，以及自身的外交哲学。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价值范畴
与实然描述的形态范畴、或然设问的矛盾范畴一脉相承，中共的百年外交还存在三对应然反思的价值范畴，自主原则与依附地位、民族利益与国际精神、革命精神与和平原则构成了中共百年外交在价值层面所应追求或反对的范畴。
自主是指坚持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尊严、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和支柱，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根本原则和最重要的经验所在。依附则指，少数大党、大国阻碍中共、中国的独立自主，试图使中共、中国成为其政策纲领、自身利益的附庸。纵观中共百年外交史，能够对中共自主性造成伤害的只有苏美两大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共百年外交史，就是一部中共争取独立自主，抵御控制，摆脱依附，抵制压服的斗争史。
中共与苏共、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具有复杂的两重性。苏共对中国革命既有大功，亦有大过。由于中共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不正常从属关系，使得中共无法有效抵制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尽管如此，中共对国际和联共（布）的错误决策进行过多次斗争。建党伊始，陈独秀就主张中共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多次反对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政策。事实上，中共与苏联顾问、国际代表及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之间的自主与依附之争一直贯穿于大革命始终。中共的独立性被压制，正确主张得不到尊重，是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与苏联对华利益需要、联共错误理论影响和共产国际施压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既缺乏独立思考，又处于下级地位，中共“左倾”领导人很难在理论和政策上摆脱对莫斯科的依附。
依附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一个组织上的原因。进入延安时期，成熟起来的中共领导集体对莫斯科命令“阳奉阴违”、拖而不决或折扣执行。当时苏共对中共许多政策指示都想使中共服从苏联对华战略利益需要，并不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角度考虑问题。事实证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人为制造一个统一指挥中心，不但不能正确指导各国革命取得胜利，反而束缚了各国共产党自主探索本国革命道路的努力。要求各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附属品，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有害于世界革命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苏共的大党主义、苏联的大国主义在中苏关系中仍然不断发展。苏共与中共产生分歧后，以撤走在华专家、取消科学技术援助、制造中苏边界冲突为手段，试图压服中共，要中共低头，永远依附于苏联。苏联的霸权主义最终导致中苏走向分裂。
中共与苏共五十年互动史的实质是中国追求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外交道路与苏共试图控制中共，将中国纳入苏联的国家利益轨道、对外战略轨道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自主与依附之争。最终的结果是，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中共坚持住了独立自主，摆脱了对苏共的依附，无论是在革命道路、对外关系还是在后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上都实现了范式的超越。
中美关系缓和，形成准结盟的关系后，美国一方面与中国大陆建交，一方面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在中国网球队员叛逃、台湾政要访美、泛美航空公司和台湾直接通航等问题上侵犯中国利益，伤害中国的独立自主。美国做法的实质是迫使中国依附于美国，但这必然遭到中国的反击。1983年2月，中共中央改变了过去的“一条线”战略，确定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新型外交原则，提出不能依附、屈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苏美两霸，而不是只反一霸。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美中总体保持接触合作关系，但美国通过多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妄图迫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将中国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服从美国的霸权逻辑。近年来，美国政府进一步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对华发动贸易摩擦、科技制裁、外交对抗、政治围堵、军事竞争，试图通过全面竞争，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迫使中国让步，以压服中国，迟滞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
与前苏联、与美国之间霸权与反霸权、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抵制从属和依附的斗争，是中国维护主体性价值的斗争。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政党来说，主体性都是最高价值，是国家主权、政党主权的本质所在，决不能放弃。自主与依附之间不存在对立统一关系，而是永远的互相排斥关系。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在何种形势下，都要坚持独立自主，拒绝从属依附，这既是百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中共对外关系根本原则的再次确认。
（二）民族利益与国际精神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维护本民族利益与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之间始终是一对矛盾。十月革命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一再宣传，苏维埃俄国是各国工人阶级唯一的祖国，苏联的国家利益就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阶级利益。但即使同为无产阶级，各国也有各国的革命利益，只从苏联角度考虑问题，不但会挫伤各国革命者的积极性，也会使各国共产党人无法争取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结果也会危及本国革命利益的实现。“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曾令中共在民族利益与国际主义精神间陷入两难选择。几乎在中国革命的每个时期，苏联的国家利益都成为干扰中共作出正确选择的负面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双轨外交体系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中国对外政策总路线。尽管在实际执行中，国际主义原则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但与斯大林相比，毛泽东对世界革命的支持是真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坚持革命外交自不必说，即使是在中美关系缓和后，毛泽东仍然强调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可以并行不悖，中共对各国共产党的支持照旧。这与斯大林形成鲜明对比。二战结束后，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本应对中共给予更多的支持，但他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多利益，多次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更谈不上放手支持中共。后来为了对抗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才实施两手策略，开始加大对中共经营东北的支持。
民族利益与国际精神都是中共所应追求的价值，二者间既有矛盾对抗的一面，也有辩证统一的一面。改革开放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题和内涵巨变，曾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再困惑中共了，但是，国际主义精神仍然需要，只是发生了转变。对中共和中国来讲，当今的国际精神就是如何坚持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公共利益的统一，如何实施大国责任外交。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利益与国际精神间的关系呢？正确的做法是，既要积极作为，也要量力而行。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就是中国作出的巨大牺牲，体现了中国的国际义务，但同时也要避免陷入西方“捧杀”的话语陷阱，作出超出国力的不必要让步。
（三）革命精神与和平目标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血脉和基因所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革命与和平之间存在冲突，因为共产党所强调的是社会革命，是暴力革命，必然与和平之间存在矛盾。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部分国家共产党革命的支持曾使中国的外交一度陷入被动局面，也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受到一定程度的怀疑。改革开放后，中共正确处理了革命与和平的价值冲突，中止了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重回正轨。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新政策，作为与各国共产党和世界所有政党交往的原则。政党外交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关系。如果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处理党际关系，则革命目标与和平目标完全可以统一。进入新时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有统一中心，各国党都按照自身的理解开展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既不会输出革命，也不会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发动革命，中国共产党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领导中国人民一步步实现国家发展目标，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对外，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毫无疑问是和平取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价值与和平价值合二为一。在新形势下，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革命目标要转化为革命意识、斗争意识，转化为永不懈怠、永不停步的奋斗精神，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实现革命价值与和平价值的共融与统一。
如果说四组形态范畴是对中共百年外交的实然描述，那么三组矛盾范畴就是对中共百年外交的或然设问，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历经曲折，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都作出了正确的、令人满意的回答。在对中共百年外交价值内涵应然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哲学在第二个百年将会更加与时俱进，更加理性从容，这就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既坚持民族利益，又弘扬国际精神，实现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统一，革命精神与和平原则的统一，为即将到来的范式超越进行外交哲学和理论上的准备。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范式超越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领导实现了两次范式超越。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实现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对苏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道路的范式超越；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范式超越。两大超越的方法论基础是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革命和建设之路，突破苏俄、苏联的范式困局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第二个百年，中国将继续立足本国国情，放眼世界未来，独立自主探索中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以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冷战陷阱，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突破西方传统的范式困局，实现范式超越。
中共与苏共、中国与苏美之间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自主与依附之争，是旧有范式困局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反映。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之所以要指导中国革命，是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经验普世化了，之所以要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间建立从属关系，是因为在当时的普遍观念中，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有革命的经验，能够起到教导和指挥的作用。只是惨痛的失败一次次证明了“上位”者的荒唐和错误，才迫使“下位”者不断反思，最终走出一条革命新路。中国革命新范式相较俄国革命旧范式，有继承也有超越。继承之处在于加强思想和组织建党、发动工农运动，形成革命阶级联盟；坚持阶级斗争，走暴力革命之路。中国革命对俄国革命的超越有二：一是（被迫）将革命的主战场转移到广大农村，以农民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二是始终坚持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俄革命范式对比的关键点在于如何正确处理革命与工人、农民的关系、革命与城市、农村的关系。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立足中国国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最终闯出一条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之路，实现革命范式的超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内外政策逆转，逐渐抛弃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改而借鉴西方发展经验，走市场经济道路，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实现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范式超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突破了“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思维窠臼，突破了苏联模式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范式困局。在新道路形成过程中，中国学习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有益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引进外资，发展外贸，实行股份制、招拍制，建立证券交易所，实行市场化用工和分配机制等多种市场手段。同时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不能缺位，公有制仍要占主体，保留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关键部门的控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范式超越进程中，经历了“师俄—联苏—越苏”的战略范畴演进。师俄、联苏构成了超越苏俄革命道路的基础，中俄革命道路共享了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阶级联盟等共同基因。而在中国建设道路的范式超越进程中，经历了“抗苏—联美—法西”的范畴演进。没有与苏联的分道扬镳，苏联的援助如果不中止，中国也无法更坚决地突破两大阵营羁绊，对西方开放，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经验。中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非传统苏式计划经济模式，亦非纯粹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避计划与市场之短，扬二者之长，更自如地使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调节经济活动。从范畴演进角度看，中国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的范式超越是在正题、反题的基础上实现的合题，它吸收了传统范式中一切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在超越的同时，实现了范式扬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西方传统自由市场经济更适合中国国情，更具韧性和弹性。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在应对各类危机时总是比美欧日经济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和恢复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经济模式的范式超越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在法西联美演进的同时，又表现出了超西超美的潜能。
百年来，中共实现中国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的范畴演进和范式超越与正确处理对外关系，对外部影响的合理扬弃紧密相关，现在留给人们的疑问是，在第二个百年中，中共能否在大国关系方面再实现一次范式超越？
在大国关系上，传统范式可概括为国强必霸逻辑、修昔底德陷阱、冷战陷阱和大国悲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1）国家间的冲突是永恒的，上述四大陷阱无法避免；（2）国强必霸，几乎所有的强国都摆脱不了这一逻辑；（3）一个新的崛起国必然会挑战旧的霸主国，引发权力转移危机和新老国家的冲突，其最早表现是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即修昔底德陷阱；（4）冷战陷阱是前两个陷阱在二战后的重复表现，只是因为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冷战才没有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5）但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具有权力最大化的欲望，国强必霸是无法消除的，大国之间的冲突永远不可能消失，最终会导致悲剧性结果，即冷战对峙和大国战争。从国强必霸、权力转移再到冷战悲剧和大国冲突，历史似乎已经设定了剧本，后来者所做的只是在舞台上一遍遍上演而已。考诸史实，修昔底德陷阱似乎确实在起作用，艾利森总结了历史上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互动模式的16对案例，其中12对都爆发了战争。
西方大国跳不出冷战思维和陷阱模式，错误地认为中国强大后，必然会“称霸”世界，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构成“全面威胁”。在这一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美国认为要及早遏制中国，消除中国“威胁”。美国的这一判断当然是完全错误的。无论是基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还是中国对外政策目标的现实需要，中国完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称霸世界，与各国为敌。中国已经融入现行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根本没有必要发起反体系运动，推翻现行国际秩序。美国故意给中国戴上国强必霸的帽子，目的是以传统逻辑将中国强行纳入挑战者的角色设定，为美国压制中国制造借口，为继续维护其独霸世界的目标服务。
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意图脱离不了栽赃陷害的嫌疑，但美国对大国互动关系的判断反映出美国本身也是传统的冷战思维和形形色色的陷阱理论的受害者。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超越冷战思维和陷阱模式，实现大国关系的范式超越，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传统思维的立论基础是国家的自利性和权力的零和性。要超越传统大国关系范式，就需要提出关于大国关系范式的新叙事，以化解理性自利和权力零和。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中国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包含了双赢、多赢、共赢、合作的思维，既照顾国家的现实利益和实力对比，又着眼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尊重分歧但超越冲突的和平愿景，奠定了未来大国互动新范式的基本原则。
理念要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真正推动落实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呢？中国已经以其实际行动在回答、在推动。中国的做法刚柔并济，既有行动又有制度。硬的方面，我们将发扬革命精神，以实力求和平，以斗争求和平，增强国力，增加威慑，形成权力平衡，将少数西方大国挑衅行为压制下去，通过实力迫使其与我们和平共处。软的方面，加强思维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以身作则，引领范式超越。在思维创新上，引导大国间超越零和思维，坚持互赢共济、共赢多赢理念。在制度创新上，引导对国际秩序作必要改革，使其更合理地反映国家实力要求和利益需求，化解零和的大国权力游戏。事实上，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四对案例中有三对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说明只要坚持现行国际秩序，冲突和矛盾可得到抑制。在实践创新上，展现中国大国责任，统筹处理民族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加强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经济治理、对外援助等领域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动员更多大国参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自利与零和难题。最根本的一点是，坚持独立自主，按照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行动路线坚决前行，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引领实现新型大国关系范式的超越。
